在共和国的解放事业奋斗中，从山东走出了许多老兵，这应该是大家普遍认知的历史。六十年代初毛主席曾二次与别人谈到罗荣桓元帅及整个山东的重要性时说过下面这段话：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山东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也就活了。山东把所有的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了。只有山东全省是我们完整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北占东北，南下长江都主要依靠山东。

解放战争期间，山东作为我军主要的兵源地，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一时期，山东共有100余万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军的战斗序列中，有22军、26军、27军、28军、31军、32军、33军、35军等8个野战军是在山东诞生的。还有38军、40军、41军、43军等野战军是由山东部队扩编而成的。据统计，在解放战争期间，第一、二、三、四野战军及华北野战军都有成批补入的山东兵。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华东野战军更名为第三野战军，下辖4个兵团15个军：第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3、34、35军。原第3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军，属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建制。孙继先任军长，丁秋生任政治委员，彭德清任副军长，来光祖任参谋长，刘春任政治部主任，董鸣春任后勤部部长。第8师第24团和胶东军区南海独立团合编为第64师，马冠三任师长，李荆山任师政治委员；第8师第22、第23团改编为第65师，陈士法任师长，王六生任师政治委员；第9师改称第66师，谢斌任师长、刘伟任师政治委员。全军3.2万余人。

1949年4月渡江战役打响，第22军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号令下，在安徽芜湖整装集结胜渡长江，一路南下乘胜追击，历经杭州绍兴宁波解放浙江东部，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长江口的封锁，直至1950年5月和兄弟部队一起，解放舟山群岛驻守祖国海防。其中，我们余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军先头部队65师渡过曹娥江与迎候的中共四明工委主力武装会合，5月23日凌晨，父亲所在的65师195团首先冲进姚城，很快解除武装残敌，俘虏中队长以下90余人。随后，同到达的66师会师，即日宣告余姚解放。5月25日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部命令，成立“余姚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在解放战争中第22军参加战役战斗100余次，涌现出“洛阳营”和陈金合、林茂成等许多英模单位和个人。而第22军在发展壮大中，也有我父亲作为一个当兵的人留下过他的身影。父亲参军前家住山东枣庄滕县山亭区(山亭区现属枣庄市)宋山口村。生前曾听他说过，为躲避日本鬼子抓壮丁，17岁那年爷爷奶奶叫他跟随堂哥去外地躲一躲，而二人几经辗转经堂哥的促动下，在1944年父亲参加了革命，之后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子弟兵。而父亲加入的这支队伍就是当年解放余姚的这支主力部队，它是战功卓绝声名显赫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后称第三野战军)第22军，在父辈们的口传中也叫“三野22军”。由于父亲小时读过几年书加之在部队尚可的表现，转业前是第22军65师195团3营副政治教导员。因此，1942年父亲和堂哥的这一走，虽参加了革命当了兵也入了党，可从此也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和亲人，直到1957年就把余生扎根在了第二故乡---余姚。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开始逐渐接手地方政权并实行军管制，这样可以极大地保护地方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同时，建设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也需要大量的人员。在这特殊的形势要求下，党中央决定选调大批部队干部和战士转业到地方去，加强地方政府和单位的领导工作及正常生产，就此，父亲也成了“军转地”的其中一员。然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走上地方工作岗位前，先要接受培训教育，简称去“速成中学”学习，其目的是提高文化水平学习更多的知识，同时也了解地方工作的政策要求和制度规范，为的是更好地开展工作，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于是，父亲有幸去了绍兴的“浙江转业干部速成中学”进行学习，也在此期间结识了我母亲。经一年多的学习指导后，于1956年父母先后来到余姚，而父亲又随即派往武汉政法学院培训一年，母亲调入当时的三小做教师，二年后又调往四小任教。在1957年父亲奉命当时的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委派走上了余姚县人民检察院的领导岗位，从此父母就住在县府内县中队旁边的司法机关宿舍区，之后就有了我们兄弟仨。

然后，在曾经那个年代检察院并入公安局管理，父亲也随之去公安机关工作。由于工作特性父亲经常要去下乡或单位调查案卷，也常参加县委组织的工作组去农村或工厂蹲点学习。所以，在老父的亲朋好友中除了老乡老战友老同事，也有来自丈亭黄明晓云新新横河（现属慈溪市）和东风厂水泥厂等地的余姚朋友。印象中父亲比较谦和好客，这也是山东人的共性吧。平时在休息天总是时不时的有朋友来家里喝茶聊天谈笑自如，也有的朋友在父母的力邀下便留下来吃顿饭再走。也许是身在他乡的原因，在我看来他们之间无话不说无事不谈，这样的情谊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我熟悉的长辈有刘伯(邮电局)刘伯(医药公司)陶伯(基建局)高叔(百货公司)等等。而记忆最深的是1982年初夏，有位在宁波刚离休的山东老战友沙伯，他向东海舰队干休所领导提个要求，想借用一辆吉普和司机开车来余姚看望我父亲，干休所领导爽快地就同意，于是选择了星期天，这辆吉普车带着沙伯二老和一对在干休所工作并准备结婚的小二口(当时那位小哥还穿着一身海军服装)来到了余姚。父母知道他们要来在家里也准备好了饭菜，约10点多五位客人进了我家，我见到沙伯身高约1米80，身体很健朗，跟父亲一样有浓重的家乡口音，真的是生活易变乡音难改。就这样午饭后母亲留在家里，我们一起陪客人上龙泉山游玩，到了黄昏沙伯一行不肯留下吃晚饭就驱车匆匆赶回宁波。

在父亲离开了检察院工作岗位之后的日子里，空闲时，我们兄弟仨偶尔几次问他过去战争年代的那些事情，他总会提及孟良固战役解放济南攻打徐州等等，每次问及父亲总是聊聊几句，但嘴里总发出“吱吱、吱吱”的怜惜声，也许他不想多说战争就是残酷惨烈的，也许更不想说战友是怎么牺牲的，也许……。可我还是从父亲的眼神里看出他对战火年代的记忆是难以忘却的，对和平安宁的生话是珍惜满足的。尤其在1995年,余姚市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大会在市府人民大会堂召开，受市委组织部的邀请，父亲出席并坐在了主席台中央，且亲手接过了由当时的市委书记胡建岳颁发给他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功勋章。而后到了200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前夕，父亲因病离逝，当时的检察院领导俞建华主任亲自跑宁波检察院，给父亲补领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功勋章。而这些年我们更能看到，党和政府在对待“三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老兵们的关爱工作上，又有了更大的推进和提升。

回望过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其实象父亲这样的“军转地”老兵在全国有许多。2011年由余姚市委老干部局编著的《青山留影》一书中，收录了在姚异省的老同志老干部共有203人，其中山东籍的有86人，为各省中最多的。的确，为共和国解放事业奋斗的老兵们，在战争年代他们听毛主席话，保家卫国奉献热血；在建国时期他们跟共产党走，服从分配挥洒汗水，这给我们后辈们铸就了坚实的江山。对解放初期老兵转留在地方工作的状况，老百姓给了他们一个亲切又尊重的称呼，叫“南下干部”。所以，时代不能忘记他们，历史应该尊重他们。可喜的是从2010年以来，在山东省委和济南市委的重视下，由山东省老干部局在济南修建了山东老战士纪念广场，该广场已成为凝聚、弘扬和传承山东老兵精神的重要载体。目前，纪念广场的纪念墙上已经镌刻了近7万名山东籍老战士的名字。为了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铭记光荣历史，再决定在山东老战士纪念广场内，修建山东老战士历史资料陈列室，以供后人敬仰和学习先辈们无私奉献的革命意志和爱国精神。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值此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刻，我们应真诚地向从战火中走来，为共和国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而奉献一切的老兵们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宋小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