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笔者听闻全国政协会议时，有委员针对国内的教育现象在提案中写到“素质教育喊的响响亮亮，应试教育搞的扎扎实实”。话中透露，在普通学校里，素质教育不能不提，但只能作为口号去喊，要想真正实施却是难哉！

　　实施素质教育为何如此艰难？教育体制使然。凡是普通学校，都有着软性或硬性的指标，而且这指标不是考察教学行为质量的优劣，而仅是以成绩和升学率来体现教学结果。教师之间要按指标评比，学校之间要按指标评议，地方之间也按指标攀比。考试成绩和升学率的提升，是评比的基数，是看得见拿得出的数据； 1 分之差，优劣显然；而素质教育的成果，却是无法贷现的。尤如体育竞赛中，能拿到金牌、银牌的就是硬货，领奖台上一站，荣誉就来了，而这位运动员的素质呢，“你懂的”。再说，素质无法丈量，看法各异，例如赤背、穿拖鞋上街本是不合礼仪的行为，然而有个别教师却穿着拖鞋上讲台；笔者曾见某校一学生背上纹身，脱掉衣服在教室里张扬，该班主任老师看到后居然赞赏，认为好看。笔者认为学生纹身极其不妥，进而认为该学生家长的家教大有问题，从中还体现该家长不会是一个良善者。社会盛行如此反常的情理，“应试教育”当然压倒了一切，要想真正实现素质教育，真是难哉！

　　然而，在“老大”教育中，却是可以真正实施素质教育。在这里，学员无须追求高分数，无须比较升学率；老师无须按“应试”要求施教，可以尽心发挥各自的学术专长，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老年弟子。在教与学中，可以从“知”和“德”两方面自行调剂，互相作用，既向学员传授知识，又向学员传道解惑，授以传统道义，训以先贤之为人，告以君子之标准。于是，老年大学真正成了一所既可学得知识，又可改变人生的学校。

　　国际上有一个通行的说法，好的学习是导致行为的改变。通过学习，首先导致思维的改变，再进而“知行合一”，导致一个人整个价值体系的重塑，行为方式变得更有效率，更便捷，更合乎素质教育的要求。他已经不再是应付考试的工具，用不着去死记硬背课本中的原理和数据，他可以将老师所讲授内容有选择性地去记忆，甚至只记住一个大概，惟是融化入心，从新竖立一个首选标准，来导致行为的改变，这样的教和学，才是真正的素质教育。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论语·为政》)，一定要一边学、一边想、一边应用。王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上)，这就是“知行合一”说。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区别也就在这里，应试教育只关注于“知”，而未能及时要求于“行”，将“知”与“行”分作两段。而素质教育应该是“知”与“行”是一个功夫的两面，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两者是不能分解的，是没有先后之分的。素质教育要求学员以各自的思维能量去求得实践的效率，达到知行本体贯彻于生活行事，以成就生活之意义与人生之价值。

　　普通学校现行教育方式是学院式教育，有一个规范长度，但在宽度上却受到体制的局限，难以改变。“老大”恰恰有这个自由，它可以在规范长度之后，又可以尽心地拓展宽度，按学员的实际需求来改变宽度。也许王阳明所提倡的“知行合一”这种学与思、知与行相结合的方式会给我们非常好的启发。从内在的心灵独立这个意义上来讲，真正好的学习，是把一切学习用于自我，让学到的东西为我所用，这正是中国文化所要求的学习方式。

　　“老大”的学员已进入心灵自信的年纪，但这种自信仍然有着可以提升的因素，他可以依从“老大”新学得的“知”来形成一种融合与提升。这就如泰山上一副对联，叫作“海到尽头天做岸，山登绝顶我为峰”。人立山顶可以产生新的感受：我提升了。要知道这个提升是山川对自我的提升：亦像大海到了尽头，以苍天为岸，对自己是一种新的拓展；人登上泰山顶峰，并不是说我把泰山踩在脚下了，而是泰山提升了我的高度。这里的泰山，也就是“老大”学员经过学习之后从新获得的“知”与“行”。

　　“老大”学员均有好学之心态，比较超脱，没有考试的压力，用不着为升学担忧。“老大”教学也不仅是书本知识，它还有着能够培养人的识度和底蕴，有着陶冶人的情操心志的那样一种人生投入。以进“老大”再学习来增植学问，获得心思脱俗，求得人格的完美。正因此故，以致“老大”招生年年爆满。

　　如何在教学中实行素质教育呢？实际上，在所有的课程中都可以渗加人生素质的内容，关键在于教师的理念。因为人生素质遍布于生活言行之中，无论衣食住行、举手投足之间都体现着一个人的素质，老师授课无论是操作性的、讲解性的、演示性的课目，都会显现出教师和学员身上的素质修养。

　　人应该知耻、有耻。不修身，不接受教化的人，容易做出无德无礼之行为，因为他们不知耻，不知耻就是无耻之徒。自身的虚伪，教导不出诚信；自身的自私自利，教导不出仁爱；自身的暴戾，教导不出谦让；自身的佞巧孺弱，教不出勇敢担当。要让学员达到高素质，首先就得教师有较高素质。

　　汶川大地震发生时，四川都江堰光亚学校的范美忠老师正在上语文课，当他感觉地震已经发生，就不顾学生，率先跑出教室。事后，学生问他：“老师，你怎么不把我们带出来才走啊？”范老师说：“我从来不是一个勇于献身的人，只关心自己的生命，你们不知道吗？上次半夜火灾的时候我也逃得很快！”这个范跑跑还自我开脱地说：“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间不容发之际逃出一个是一个，我跟你们一起死亡没有意义。”言语中没有丝毫的道德负疚感。瞬间的本能抉择反映了内在的自我与他人生命孰轻孰重的权衡。让范跑跑这种毫无为人师表责任感的人站在讲台前，他或许会将语法、文理讲得头头是道，算得上是应试教育的好老师，但他绝不是有素质的人生老师，这种教师是无法担当素质教育的。

　　此外，九年义务教育所讲授内容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轨。在扭曲的社会现实面前，即便读书人获得大专文凭，甚至得到博士、研究生的衔头，也依然无法助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而经济大潮的发展又将这些人裹挟其中，于是乎，社会、市场、医药、企业、官场等等领域，怪现象层出不穷，罪恶行为接踵而至。人心缺少向善的信仰，对生命、人格、道义没有敬畏之心。针对如此局面，习近平同志在大刀阔斧惩治腐败之外倡导回归传统，重提以德治国，正是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而采取的应对手段。

　　回归传统，真正施行素质教育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需要两个前提：关注素质教育的教师，淡化应试教育学校。对此两者，现行机制下的普通学校实在难以实施，机制灵动的“老大”才是实施的场所。因为“老大”淡化应试机制，真正是“乐在其中”！可能有人会说，淡化应试，质量如何保证？这是不懂老年教育者的愚想。身入“老大”，才会真正体悟到“老大”教育的显著成效。进“老大”求学完全出于自愿，没有“家长”和教师的压力，没有规定标准教育教学任务的束缚。自愿者才会学得专心，无束缚者才会讲得透彻。“老大”学员学中得乐，而普校学生是“苦”在心中。

　　只有真心关注素质教育的教师才能够担当起素质教育的责任。在“老大”任教的老师大都是社会上有一定知名度的热心人士、退休教师、有专门研究的学人，他们不仅有着相当的知识和经验，尤其可贵的是不怕辛劳，甘愿付出，不计报酬，无私奉献。不仅有传授知识的愿望，更有提升学员素养的祈求。

　　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施行几千年而不倒，自有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所支撑。一概废除之，后患无穷。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及道德法则，正是中华民族灵魂之所在。人之所以是人，因为有“良知”的基因，人能够施行“仁义礼智信”，而不只是能吃饱穿暖、奢侈享乐的私人集合。假如人与人之间相互欺诈，以强凌弱，即使是能“饱食终日”，那也人人自危，内心不安，而且像禽兽一样活着，则意味着“人身”虽然还活着，“人心”却已经死了。臧克家先生的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大概也可以如此理解。

　　“老大”学员大多经过“文革”运动，由于“文革”期间的大破“四旧”，使得传统礼仪规矩荡然无存，对传统文化务在去之以尽。自此之后，儒家经典著作就不再接触，教育界尚且如此，何论其他哉，由此普校学子难以得到传统规矩的教育。现在的学生大都重利轻义，丧失了一些传统的东西，由此引发一些有识之士不无担忧的说法：“这样的学生就算考上大学又能怎样。”表现在社会上，就出现言行的粗俗，文字的舛误，衣着的怪异，礼仪的无知；数典忘祖，一切以我为中心。儒家所倡导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以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许多人是连听都没有听到过，何论去做哉！于是，不少人自小就不“知耻”，不“知愧”，不“知恩”。“暴力至上”，“我为中心”，行事不懂基本礼仪、规矩，心中只想着做高官，享厚禄、赚大钱；人情冷漠，关系恶化。

　　这些现象的出现，是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是家庭教育或学校教育的缺位？不，家庭教育是存在的，学校教育也是存在的，只是这些家庭和学校很少向孩子们灌输优良的传统礼仪，没有施行真正的素质教育。例如有一次，笔者在公园见到一个只有四岁的小女孩见到笼中一对鸟在互相梳理羽毛，就问父亲：“爸爸，这两只鸟在干什么？”做父亲的说：“这是初恋的情调。”小女孩又问：“什么是初恋？”父亲：“就是这两只鸟非常亲爱。”小女孩说：“爸爸，我与你也很亲爱，那我们俩也是初恋了。”这对父女的对话应该也是一种教育，对只有四岁的小女孩居然教以初恋，这是素质教育吗？在这种父亲教育之下的女孩，长大后很有可能是一个荡妇。再结合笔者前面所举“学生纹身，教师赞赏”的例子，正说明他们所施行的是“反素质的教育”。在这种环境里成长的孩子，不知道“道义”和“慈仁”，施暴时的冷血，被欺凌后的麻木，成了他们普遍遵守的“社会规则”。

　　网上有人热议：“是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原本并不坏的老人变坏，应该拷问的是社会环境，“卿本佳人，奈何作贼”。《南风窗》曾刊发过《人心是怎么变坏的？》的主题访谈文章，说明在社会剧烈转型的过程中，大多会出现道德沦丧、人心变坏的现象。人心善恶并不都是与生俱来的，社会环境是人生的大染缸。当前，国民摆脱了贫困的窘境，人心原本应多少变得松弛和温润一些，但世道人心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见沦丧，许多人越来越没有洁身自好的定力和信心，许多人已经不缺钱，却变得缺德。

　　针对当前社会上人伦道义的欠缺，笔者在“老大”文史课、历史文献课的讲授中掺加道义的论述，将失去多年的优秀传统道德理念融入到课目中，渗入孔子的“仁恕”、孟子的“良知”和王阳明的“致良知”，参照王阳明所说“人人都有良知，良知就在你心中”的理念，要求学员在固有“良知”因素之下，着力于“致”的功夫，去追求、扩充、实施“良知”，使“良知”扩充到全体，将私欲消除。“致良知”就是要人们通过学习去保持良知，用你的良知去判断你的一切行为，用你的良知去衡量你思想上和行为上的一切是非善恶。

　　比如：当讲授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时，可以讲述无论天下之人有多少不同，人生之路的方向只有两个：从“喻于义”而“成仁达道”，决不可只知“喻于利”而“背弃道义”。如在讲授欧阳修《醉翁亭记》时，就发挥人生必须宠辱不惊，遭受冤屈排斥时，就得像欧阳修那样在“与民同乐”中来排谴谪居生活的苦闷。讲授罗隐《辨害》一文时，围绕识大体、顾大局这一主题，对黑心商人为赚钱而损人利己的行为予以批驳。讲授朱熹《爱莲说》时，与学员互动研讨身处世俗时代中，如何“出污泥而不染”，展开“贪”“廉”之辩。讲到韓愈《答李翊书》时，强调“不志乎利”、“无诱于势利”，做人就得保持坚定的道德自信。如此讲课，原本一篇深奥的古文，结合时代特点，学员理解得深透明彻，与普校的仅分析词句、背咏课文，效果显然得多了。

　　有一位女学员曾对笔者讲过一事：“自从女儿出嫁后，每当过年时定要女儿带女婿回娘家，由此造成小夫妻吵架，婆媳闹矛盾，母女不乐意，引发三方不和睦，从没有过过一个太平年。自从听了老师你讲的传统礼仪，过年时必须在婆家，等到正月初二日小夫妻回娘家拜年。于是我在忖，因为我只考虑自身过年的寂寞，没有考虑女儿婆家的寂寞，提出不符合传统的要求，造成三方矛盾。那就按照传统规矩来，不再要求女儿回娘家过年。自后每当过年，小夫妻不再为到哪过年闹矛盾；每到正月初二，我就等候女儿、女婿、外孙高兴地回娘家来向我拜年，我趁机好好地招待小夫妻一家三口，不再发生不愉快之事。这是进“老大”听了传统礼仪的课，日子分得明白，用不着争抢，为我解决了难题，和睦了三家人。”该学员所讲之事，由于独生子女多，许多新婚家庭都曾发生，此事既有典型性，又有普遍性，大家可以从中予以深思。年三十和正月初一回娘家，会把娘家吃穷的，这当然是糟粕；但过年在婆家，正月初二回娘家拜岁的礼仪规矩，正是传统文化的精华，此种教育岂可少哉。对这一问题，“老大”教师可以与学员沟通互商，求得认同，普校就不好讲了。

　　当此时节，“老大”正可以发挥它的优势，“老大”教师用不着去考虑试卷的题目，用不着去寻思、迎合、附和试卷的标准答案。他可以在课堂讲台上放开手脚，分析良善与邪恶，把“做人”的道理讲深讲透。

　　《大学》曾提出“明明德”，倡导：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所谓“修身”，就是力争做到孝、德、才兼备的人，即王阳明所谓的“良知”，即孔子所谓的“仁人”。“老大”正可以此去“修”老年人之身，提升修身的品位。

　　或许人类先天的基因中良善因子的多寡与之有些许相关，但后天所受教育才是决定一个人究竟走上何种道路的关键。这里的教育并非专指学童时期的学校教育，教育应该是终生的。“老大”的教育甚至比学童时期的教育有时显得更为重要。它不仅是自身的教育，还关联到老年学员对自身子女的家庭教育。笔者在讲完一堂后，经常有学员对我说，“我要将你诸老师所讲的，回家再对孙子去讲一下，这些东西实在太好了。”

　　做人，只有在任何时候予以自问四个大字：问心无愧？才能够知愧而忏悔，知愧而努力，良心才会得到安妥。这必须求助于素质的教育。家不可无家教，国不可无政教。以“仁让”为政教，使“仁让”成为“风气”、“风俗”， 道德失范才得以纠正，社会风气才得以提升。去掉昏蔽的私欲，去发现本心的虚灵明觉的本体，改恶向善，去伪存真，去蔽合德，去暗就明，去愚为圣，达到真诚怛恻，渐渐进入到圣贤的境界。这才是学问渊博、品格高尚的人，这才是素质教育的真正目标。对文明规则的尊崇，对素质教育的热衷，这才是好学校。“老大”的办学理念就在于此。

　　余姚老年大学教师 诸焕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