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亦平

（一）

大概是1946年在萧山湘湖师范读书时，我曾读过楼老的小说《盐场》。到余姚接触了地方党史之后，才知道《盐场》的作者建南就是楼老，余姚人，是一位老革命、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编辑出版家，既是中国文化名人，也是余姚现代一位乡贤。

 我有幸结识楼老是1984年的夏天。当时我在县政协工作，政协副主席姜枝先告诉我楼老返乡，他们是老朋友，晚上在招待所为楼老接风，要我作陪。姜老向楼老作了介绍，这样，我们就相识了。当时正值盛暑，楼老花白短发，身着长袖白衬衫，脚穿布鞋，仍然是一口纯正余姚话，朴素、谦逊、文质彬彬，如果不知道他的身份，真以为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余姚老年人。大概是因为年纪大了（这年他正好虚岁八十），加上旅途劳顿，他看上去有点身心疲惫，但多年未回家乡，很想知道一些家乡情况，我随问随答，简略向他介绍了一些余姚的近年情况。

这次返乡，楼老重登了少年时常嬉耍的龙泉山，重游了当年战斗、工作过的浙东区党委和司令部旧址横坎头、梁弄，参观了河姆渡古文化遗址、余姚瓷厂。毕竟已是高龄，几天紧张活动后，住进了中医院，三天后可以活动了，又急于出院，召开了党史座谈会，回忆介绍了余姚大革命时期开展工人、店员、盐民、农民运动和国民党清党等等情况，然后离开余姚去杭州，会见老友、参观，返回北京。

由于这次结识，我与楼老开始书信往来，他有信必复，还先后寄赠了《适夷诗存》、《适夷散文选》等他新近出版的著作。楼老晚年多次住医院，我怕打扰影响他治疗、休息，不敢多写信，先后共写信不到十封。楼老在第一次来信时，称我为“章公”，信末具“楼适夷手上”。我十分惶恐，写信给他，我是晚辈，称我为“公”，具名“手上”，我感到不安，实在不敢承受。楼老复信解释说：您是我家乡的父母官，称你为公，也合乎情理，你既如此谦逊，以后就称同志罢。以后来信就称我为亦平同志，具名也不加“手上”二字了。

经过见面和书信往来，又阅读了楼老的一些著作和介绍、纪念他的文章，我对楼老一生事功、处世为人有了一些了解，也因此从内心产生了对他深深的敬仰。

（二）

楼老在《我的小学》一文中说：“我的生涯是平庸的，可我经历的却是一个大动乱大变革的不平凡时代。”他降生于清光绪三十年末（公历1905年1月3日），逝世于2001年4月20日。其间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民国建立、袁世凯复辟称帝、军阀混战、蒋介石叛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革命、十年动乱、改革开放。楼老经历的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乱、大变革的不平凡时代，但说自己“生涯是平庸的”，则是自谦。应该说，楼老一生经历丰富，是革命的一生，是为现代新文学运动呕心沥血、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一生，是绚丽多彩的一生。

1918年小学毕业后，楼老听从父命到上海当了钱庄学徒。第二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上海学生、工人、市民纷纷响应，上街游行，楼老年少的心灵受到很大冲击，知道了北洋政府的腐败无能，帝国列强的贪婪、侵略，中国必须奋起。他溜出钱庄，参加群众游行、发送传单、抵制日货等活动，结交了一些意气相投的热血青少年，认识了邵力子、瞿秋白、叶公超等文化名人。就从那时开始，他热心阅读《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跟随一些进步人士参加新文学活动，开始以建南为笔名写文章，向《先施乐园报》、《新世界报》、《礼拜六》等刊物投稿。从此，一生笔耕不缀。由于作文投稿，他十九岁时结识了郭沫若、成仿吾；二十岁时，经同乡戚焕勋介绍，参加“通讯图书馆”活动，次年，担任图书馆的《图书通讯》编辑。在此期间，他“每期必读”中共秘密刊物《向导》、《中国青年》，认识了商务印书馆中共领导人陈云同志。这年，上海发生了日本纱厂厂主枪杀工人顾正红的“五卅惨案”，楼老与图书馆的一批青年奔走呼号抗议厂主暴行。也在这一年，他加入了共青团，担任图书馆团支部书记，次年转为中共党员，参加店员工会，担任委员，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三）

楼老的一生，主要是从事新文学活动，除了写作、翻译，更多的时间是编辑文学刊物、报纸副刊，从1925年编辑《图书通讯》到1980年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外文卷》东北亚文学组主编，时间近六十年。他编辑刊物始终坚持进步、革命的政治方向。

新中国建立前，楼老主要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因为坚持刊物的进步性、革命性，刊物屡遭查禁、没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不得不辗转上海、广州、香港、南京、武汉等地继续战斗，加上要千方百计筹措出版经费、组稿、发行，他为此呕心沥血，付出了巨大的辛劳。

我孤陋寡闻，看过的文学史料不多，在我看到的史料中，楼老所编辑的刊物，影响较大的有：

1931年，楼老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宣传委员，负责编辑“左联”机关刊物《前哨》。这年1月31日，“左联”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五位成员被国民党逮捕，2月7日，李伟森等五位“左联”革命作家和林育南等十八位革命志士被杀害于龙华，楼老编辑的这期《前哨》，就是纪念“左联”五烈士的《纪念战死者专号》，专号文章充满革命激情，控诉了国民党的滔天罪行，出版后，在群众中、特别是在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反响，震撼了上海滩，对推动革命文学运动的高潮起了很大的作用。刊物被国民党查禁，后改头换面，改名《文学导报》继续出版。

1978年，“文革”结束，楼老得到平反，恢复党籍，任人民文学出版社顾问，倡议创办了《新文学史料》。这是鉴于新中国成立后，文学蓬勃发展，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家和作品，但文艺界各种运动不断，许多进步作家被打成“反革命”、“胡风分子”、“右派”。许多优秀作品被批判为“毒草”。是是非非一时难以分辨。改革开放后，文学界拨乱反正，《新文学史料》大量刊登了纠正是非颠倒的史料，也推动了对错误批判的拨乱反正，很受国内外文学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欢迎，受到关心文学的读者的欢迎，成了中国新文学的一个窗口。

还有一份比较特别的小报，是专门给侵华日军看的日文《解放周报》。这是1944年楼老在四明山浙东根据地，与几个有反战思想的日本俘虏兵共同办的。新闻来源是延安新华社日语电文，小报发放对象是沦陷区的日本兵，影响很大，起到了动摇日军军心的作用。有些据点里的日本兵看了小报后，思想变化，拿着小报当通行证，带着枪支偷偷跑到根据地来投降，到抗日胜利时，到梁弄根据地来投降的日本兵、朝鲜兵共四十多人。

楼老从十六岁时开始写作，第一篇发表的作品是短篇小说《这叫什么》，最后一篇作品是1994年写的散文《炜弟，你得了金牌》。一生写作七十四年。他的作品有小说、散文、杂文、随笔、报告文学、评论、诗歌（格律诗和新诗）、戏剧各种文学体裁，著作很多，除了《适夷诗存》一部诗集和粉碎“四人帮”后写怀人念旧的散文、经友人督促编成一集《话雨录》外，楼老不愿结集。在他九十岁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和老朋友为他祝寿，楼老再三谢绝，后经楼老同意，为他出版了一本《适夷散文选》，以作纪念。

楼老翻译了许多外国进步文学作品，以苏联、日本为多，共四十余部，都是由日文或世界语翻译或转译的，用日语转译的高尔基的《在人间》，在中国文学界有很大的影响。

楼老编辑过许多文学刊物，著译等身，还担任过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顾问，作家出版社社长、总编。多次被选为作家协会理事、名誉副主席、国家出版委员会委员等。为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被国家出版总署授予“长期从事出版工作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荣誉证书”，被中国作家协会中外文化交流委员会授予文学翻译工作特殊终身奖“彩虹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补贴。

楼老一生从事新文学活动，与中国现代文化名人几乎都有交往，有的成为终身朋友。

楼老在从事新文学活动的同时，还参加过许多其他革命活动。1927年，参加了上海第一、二两次工人武装起义，当时国民革命军进军浙江，他受组织派遣回到余姚，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余姚县党部组织部长，实际身份是中共城区支部书记，领导开展工人、店员、盐民、农民运动，支部活动的地点就在高阶沿他的故宅。同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进行清党，国民党省党部派来余姚的“清党指导员”徐镜如是没有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在徐的掩护下，楼老得以安全撤避上海。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爆发，他以“左联”代表身份参加反帝大同盟外围组织“民众反日救国会”，发动民众捐钱捐物，与冯雪峰、丁玲等赴前线慰劳十九路军抗日将士。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刘芝明被捕，反帝大同盟遭到破坏，楼老奉命替刘芝明担任党团书记。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后，楼老避回余姚，12月，经黄源向浙东区党委推荐，上四明山担任浙东行政公署文教处副处长，主管学校教育，编写教材，改良“的笃班”（今越剧），还参加了解放上虞县城关丰惠镇和章家埠的战斗。1945年秋随军北撤，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担任志愿军后勤部宣传部长，主管战地文化工作，带领文工团员，演戏慰劳志愿军。1952年调北京，先后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作家出版社社长、总编。“文革”中，三年牛棚、四年干校；后被解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顾问，直到1986年。

（四）

楼老是一位学习、工作勤奋的人，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

楼老正式学历只有小学毕业。他在实获小学读完初小四年高小三年，又留校复习一年，共八年。实获小学开设国语、算术、史地，修身，也开设外语。国语课除固定课本，还读《论语》、《孟子》和唐宋大家的文章。既新制又旧式，他就在这所学校打下了语文基础。楼老在《我的小学》开头说，这所小学是“我全部学历中唯一所受的正规学校教育，因此它常常引起我的怀念”。《余姚市志》小学教育一章中没有写到实获小学，他在给我的信中指出：“这是一个缺点”。当时他父亲楼心斋是上海一个钱庄的副经理，就经济条件而言，升学是不成问题的。他在《我谈我自己》文中说：“我是想升学的。”但他父亲身体不好，患哮喘病，希望他继承父业。他是孝子，听从父命，到上海征祥钱庄当了学徒。虽然在虚年十六岁时已撰文投稿，总感自己文化不高，除了自学，有机会就进学校进修。1927年，他从余姚撤回上海隐蔽，就开始自学世界语，边自学，边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第二年下半年，创造社冯乃超等人在上海艺术大学开设了社会科学系，他进艺大当了学生。不到半年，因艺大学生参加法租界电车工人罢工，法国巡捕房到学校抓去许多学生，楼老刚好不在学校，逃过一劫，但学校不能去了。他对失去学习机会不甘心，当时白色恐怖严重，经组织批准，于1929年9月去日本留学，原想考学校，因参加“左联”东京支部活动，没有去报考，坚持自学，同时写作、翻译，1931年4月回到上海。

楼老经常夜以继日工作，每天工作超过八小时，就大量抽烟，天长日久，患上慢性支气管炎。在工作条件极差的环境下也是如此。 1933年被捕关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里，他不顾生死，翻译了高尔基的《在人间》等外国文学著作。1973年他在湖北咸宁“斗批改”干校患了病，被批准回北京治疗，同时继续接受审查；病情稍有好转就出院继续工作，结果旧病复发，再住进医院。在晚年，他写有《工作着是幸福的》一文，文中说：“懂得工作的意义，才懂得生命的意义，活着可以工作，所以活着就是幸福”、“工作着是幸福的，幸福不是为了得到一切，而是把一切献给了人民”、“生而为人，万物之灵，是大幸的，要为人间多少留些东西，可以俯仰无愧，安心长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在我看来，活着不能工作，还算什么寿，寿者愁也，愁工作不能做”。到八十八岁时，他还写了条幅“生无所息”以自勉。这些话和条幅不仅可以看出他工作的勤奋，也可看出他思想的崇高。

楼老是一位革命意志坚定的共产党员。

1933年，他担任“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在上海北四川路电车站约人见面时，遭国民党特务逮捕，被叛徒指认，敌人使用种种方法要他“自首”，写“悔过书”，楼老坚贞不屈。敌人找来他母亲到监狱相劝，要他写退党声明，楼老坚决不应，母亲哀求不果，嚎啕大哭而去。楼老十八岁丧父，同年，仅有的一姐一弟感染猩红热相继病亡，一家五口只留下他和母亲二人，形影相吊，相依为命。我读过他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难受的一生》，我边读边被感动得流下眼泪，他对母亲感情深厚，他爱他的母亲，但是他更爱党，他不能自首变节给党蒙羞，拒绝了母亲的劝告。上海警察总局多次审讯没有效果，被转押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所中装扮成囚犯的特务以“阻止别人自首”告发，楼老直面指斥特务造谣，被国民党军政部军法处判处无期徒刑。关押期间，党组织和鲁迅、蔡元培、柳亚子等社会名流多次设法营救，未获结果。鲁迅先生还通过国际路线，请英国马莱爵士向中国驻英大使馆抗议，最终军政部以“查无此人”回复，不了了之。直到“七七事变”，国共谈判，合作抗战，才得以交保释放，在狱三年十个月。出狱后，即向上海中共办事处报到，向办事处主任潘汉年汇报了狱中情况和出狱经过。

楼老是一位耿直、纯真、宅心仁厚、平易近人的人。

楼老有一篇《我谈我自己》，其中有一节标题是“围剿过鲁迅”。在1927年，鲁迅从广州到上海后，楼老与鲁迅相识，后交往增多，关系密切。楼老被国民党判处无期徒刑，鲁迅多方营救，平时在工作上也多有支持、帮助。楼老说：“鲁迅先生对我恩情如山。”他一生没有写过攻击鲁迅的文章，没有说过反对鲁迅的话，也没有人说他反对过鲁迅，为什么在说自己“围剿过鲁迅”呢？原来当时创造社、太阳社和《语丝》派是革命文学团体中两个派别。创造社、太阳社中有楼老不少朋友，有一次他去参加了太阳社召开反对《语丝》派、反对有闲文学，实际是反对鲁迅的会议。楼老就认为自己当了“围攻鲁迅营垒中一名小卒”，他胸怀坦荡，作了检讨。

“文革”结束前，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各种政治运动不断。楼老的许多友人都成了“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右倾分子”和“牛鬼蛇神”。不少正直的知识分子在政治压力下，“一人落井，众人投石”，做了违心事。楼老自己说也投过石，虽然被投石的朋友都理解当时的政治环境，理解原谅他，仍然相互往来，友好相处，但楼老总感到心中有愧，见了面就自我批评。

楼老与胡风结交于1932年，是老朋友。1955年“反胡风”之后，胡风与夫人梅志经历了廿多年的“非常”日子。1979年，胡风刚恢复自由，楼老是首先与胡风通信的一个。梅志说：“虽然胡风不断受到批判，但楼适夷对胡风还是友好和信任。”我曾看到顾征南写的一篇文章，其中说到姚雪垠写文章骂过胡风。后来作家阿垅写了《从飞碟到姚雪垠的歇斯底里》，楼老在他主编的《时代日报·文化版》发表了，姚雪垠赶上门来评理，楼老说：“你无权干涉我的编辑工作，你可以在那里骂人，别人也有地方回答你。”把他轰了出去。顾征南说楼老的性格为人耿直，大有“刚肠疾恶、轻肆直言”的古人风范。

“文革”前，作家舒芜曾在楼老任所长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工作，他在一篇怀念楼老的文章中说到一件事：所内有位“右派”翻译家，每周要写一份“思想汇报”，但内容不是汇报自己的思想，而是大量举报他周围人的“反动言行”。楼老劝他不要这样做，于是他停止向楼老送“汇报”。“文革”中，群众从人事科抄出这位翻译家每周送给人事科的“思想汇报”，里面竟是不少楼老的“反动言行”，包括楼劝他不要搞小动作在内。

楼老平易近人，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这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对楼老有口皆碑。作家绿原说：作为晚辈，人们一般都称他“适夷同志”，从不带他的姓氏，更不带他官衔。事实上，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副社长，而且是中国新文学界的老前辈，在我们出版社的领导层，他是和大家最接近的，也是最没有“架子”的一位。

这样的情况实在太多，这些例子，可见一斑。

（五）

楼老热爱家乡，眷恋家乡的感情老而弥笃，令人感佩。他曾经写过《我的故乡》、《夸我的故乡》、《回到家乡》及多篇乡愁杂记。在《夸我的故乡》中说：“正如生为中国人使我感到自豪，我的故乡，也是我一生的荣耀。”在给我的信中，几次要我告诉他家乡近况“以慰乡思”。有次来信中说：“我无福在山清水秀的家乡养老，实为一生恨事。”“你始终为我家乡尽力，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我很羡慕。”对我的话是过誉，我知道是给我鼓励。

1989年初，我年满六十，办了手续离岗休息。市委要我发挥余热，主编《余姚市志》。史志存史资政育人，做些整理地方史料、为后人留下点历史记忆的工作很有意义，我乐意，就到了地方志办公室工作。新中国建立后，余姚与邻县行政区域多次调整，给编志造成了一些麻烦，特别是为历史人物立传。我的意见，传主生时是余姚人，死时也是余姚人，现在这地方划属邻县了，余姚应该立传，反之亦然，不要给死人迁移户口，我举了些例子。我写信向楼老请教，楼老同意我的意见，复信中说：“争名人可笑！”又说“还有一位大烈士应修人，他当时是慈溪人，我们没有抢，这样不违反历史事实。”他还谈到河姆渡本在慈溪，因发现遗址已是在余姚，就应该是余姚的。

《余姚市志》基本定稿，我寄去纲目和主要篇章，请他写篇序言。他回信告诉我，家乡的志书序言一定写，现正住医院，要稍延时日，三个月内一定交稿。果然，三个月不到就寄来了序言，对家乡的历史、人文、经济备加称赞，我知道他是在病中写的。《余姚市志》出版后，我邮寄给他，楼老收到后来信说：“真是煌煌巨帙，老兄十年辛苦不寻常，我到处写信同乡人，赶快买一部，5000册可能一哄而光，此百年珍藏，子孙世代传家之宝也！”在编写出版《余姚市志》过程中多次得到楼老的支持和鼓励，在病中写了序言，我没齿难忘。

为纪念楼老，余姚市在滨江公园念德桥畔建造了一座仿古式六角亭，取名为“适夷亭”，周边种植了一些长青树。去年6月30日党的生日前一天，市委邀请楼老在宁波任教授的儿子等亲属，以及党史办、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等单位和部分老同志，举行了适夷亭落成仪式，市委副书记李浙闽和楼老的儿子讲了话。

适夷亭濒临楼老童年时经常嬉水的清澈姚江，遥对楼老多次登临的龙泉山，风景这边独好，前来瞻仰的人不断。我想，楼老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到高兴。

楼老，魂兮归来！家乡人民欢迎您！